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仅体现于显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根植于隐性的思维模式中。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得如此绵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得益于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方法论和辩证法原则。辩证矛盾思想即是其中之一。
辩证矛盾思维特别注重时间性。既然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运动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时间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必须是参与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辩证思维特别看重“时机”，追求“时中”。
“时中”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蒙”卦的《彖传》：“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意思是说，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来行事，是符合“蒙”这个时机的。可见，所谓“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中而非时，不谓之中。同样，时而不中，更不谓之中了。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韩国的国君韩昭侯准备修建一个高门，但他的谋士屈宜臼却奉劝他不要这么做。屈宜臼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个高门，恐怕你还等不到这个高门修建完，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国君在自己家修建一个高一点的门楼，搞得气派一些，有错吗？没有错。当年我们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我国元气大伤，你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修建高门，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应验了，高门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意思是说，我所说的时间，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参与到事情当中来的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件事情，效果会很好；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往往会很糟。这正是“举事而不时，力虽尽而功不成”的道理。
正因为此，中国文化对时间非常敏感，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相时而动，顺势而行。
《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学者朱熹在注释“时中”时也说：“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即是指，“中庸”，是因“时”而“中”的，并非骑墙、折中，更不是简单、僵化的“中间地带”。但是，“时中”又是何其之难！因为它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抓住它，然后照本宣科地去实践。但是，认识到这种困难并不是坏事，因为你一旦明白了“时中”的艰难，就会有一种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又会让你在行为中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相时顺势，减少犯错。
（摘编自祝和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