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两千多年前轴心时期所创造的人文经典，那个历史时期留下的人文价值理念，包括怎么做人、怎么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怎么建构一个和谐合理的社会等一些涉及道德、审美、信仰等人文精神的内容，仍然是今天人们的思想源泉。然而，近百年来，我们不时中断这一源头活水，常常会对中华文化的人文经典采取很不适当的态度。今天，当我们富国强兵的梦想即将实现之时，却突然发现，我们的人文经典所承载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是多么重要。今天很多来岳麓书院学习的学生，也包括企业家、公务员，他们津津乐道于读经典。这种行为没有谁号召，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重新回到经典的冲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回归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渴求。
中华文明的每一次重要发展，都跟重新回归经典有关系。比如，当隋唐时期佛教大盛，中华文明面临外来宗教的挑战，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佛教化的国家呢？许多儒家士大夫强调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且选择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子学（《论语》《孟子》）和解释《五经》的传、记之学，把这些典籍重新确立为新的经典体系，即所谓的《四书》，从而为中国文化又一个高峰的近世文明奠定了人文价值、人文信仰的基础。
当代中国，我们需要通过回归经典来追求现代人所需求的人文价值、人文理性、人文信仰。但是，这并不是说把古代的经典搬过来重读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一个重建中华经典学或现代新经学的过程。这个重建的过程，应该说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华文明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历史上所谓的“经”实质上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比方说，孔子创立的所谓《六经》体系的前身，实际上是夏商周时期的先王们留下的档案、文献等历史典籍，而孔子希望在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重建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和文明形态，故而从历史传下来的典籍中间挑选、整理出一个《六经》体系。
为了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应该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选出哪些典籍作为现代中国文明复兴的经典？今天假设我们要重新编一套当代中国人所需要的经典体系，很多人自然而然想到《五经》《四书》。其实如果我们要建立合乎当代中华文明复兴的经典体系的话，不应该局限于历史上的经典，而是要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而重建经典体系。
我们选出新的经典体系来，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做出合乎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创造性诠释。我相信，中国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学人、当代中国人和千古圣贤打破时空关系的一种心灵对话，我们要在这种对话中完成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使命。这种对话能够实现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人文价值、人文信仰、人文理性的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意义。
（摘编自朱汉民《重建中华经典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