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母亲的书架上找到一本装帧精致的小书，翻开来，便不由地沉了进去。一小段一小段的文字不带韵脚，却诗意盈盈。字里行间似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用书中的语言来形容，恰“好像那傍晚的宽宏大量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乱一样”。当时是什么日子？岁月刚入七十年代，外面正闹文化大革命呢。我于是记下了这么一个题目：《新月集》，以及这么一个外国名字：泰戈尔。八年后我进京读书，随身行囊中就有这本美丽的小书。大学毕业时，我将行李打包邮寄回家，其中一件不慎遗失，心爱的小书却恰巧在那只纸箱中。后来，我试着翻阅过其他版本，却再难寻到那怦然心动的感觉，我这才咀嚼回忆起另一个名字——郑振铎，并深深地怀念着了。
几十年过去。直到不久前我终于又欣喜地发现了一本郑译“泰戈尔诗选”。重新捧读之下，曾经令十岁孩童着迷的文字让如今已知天命的我仍然沉醉不已。合上书本，我忍不住细细扣问自己，这份历久弥新的魅力究竟自何而来？
《新月集》虽然号称儿歌，但它并不是一部写给儿童读的诗歌集，而是用了孩子的口吻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其中不乏隽永的智慧和很深的哲理。这情形与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的名著《小王子》有几分相似。《新月集》译成于民国十二年，也就是一九二三年，那是个白话文未臻成熟的年代。或许这份稚拙正好契合了儿童语气的秀嫩天真。郑振铎先生在“译者自序”中说：我的译文自己很不满意，但似乎还很忠实，且不至于看不懂。这句话让我上了心。据说在郑先生之前确有位王独清君的译文使人不懂。看来早期的白话文翻译曾在“忠实”和“易懂”之间苦苦挣扎过。
郑振铎先生翻译所依据蓝本是英文版，其实那已经是翻译本了。泰戈尔的诗篇多用孟加拉语写成，其风格深受古印度宗教哲学影响，又创造性地融入了孟加拉乡间民歌之旋律。尽管如此，在翻译过程中，郑先生对这部诗集的英文本始终恪守“忠实”信条。这一点，从文中多处做定语的“的”字便可看出。“天空里突然升起了一个男孩子的尖锐的歌声，他穿过看不见的黑暗，留下他的歌声的辙痕跨过黄昏的静谧”。从译文我们几乎可以不费力地还原出英文来。换了我或大多数今人，恐怕会轻易采用“他的歌声碾过黄昏的静谧”这样熟稔的译法。然而如此一来，读者们便不再能体会到原文中“track”一词的存在了。
从根儿上讲，“译”与“诱”、“媒”的意义一脉相通。翻译家如同媒人，挑动起人们的好奇心，引诱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而一旦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一般人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参看《林纾的翻译》——钱钟书）不过我以为郑振铎先生的译文却属于另外一种境界，它纯净得犹如清新空气，人们透过它得以通畅无碍地欣赏原文，却几乎忘记了这个媒介本身的存在。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翻译家该有的角色——尽量隐匿在原作者的身影里。毕竟与天马行空式翻译的自由发挥比较起来，忠实原文要艰难得多；而既忠实又优雅则是戴着脚镣的舞蹈了。大约这正是郑译永葆青春活力的秘诀所在。
（摘编自飞雾《那一弯新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