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步入现代民族国家时起便开始了时制改革，民国创立之初改行“公历”，以公历的1月1日作为新年，1914年又颁布法令规定旧历新年为“春节”，公历新年以“元旦”之名在法律上确定下来，本意是要取代传统的新年及其礼仪，结果却造成了两个新年庆典并行于一个日历年的局面。
此后，在1930年前后等一些时期，有关方面都推动过用元旦代替春节的运动，结果都同样回归到元旦和春节并行于世的格局。在学术文献的表述里，元旦和春节作为两个不同的节庆，甚至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价值表达形式。在谈到时间框架、年历、节庆、公共假日等主题时，学者们习惯于把元旦与春节看做中国近代以来多种对立关系（如现代与传统，官方与民间，西方与本土，科学与迷信，理性与习惯）的两个代表，并在一种零和游戏的思维定势中，处理有关的公共文化政策问题。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一些调查发现，中国人的年意识和过年的仪式活动分布在“元旦—小年—大年—元宵节”的时间过程中。总体上看，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从元旦前后开始进入“过年”的状态，在春节假期到达“过年”的高峰，而到元宵节之后，“年”才算过完，进入平常状态。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已不宜再把新年活动认知为两个分立的庆典。从理论上说，在国家共同体的层面只可能有一个新年过渡礼仪。从个人心理上看，一个人通常不会一年里产生两个过年的体验。如果抛开“元旦”和“春节”是两个不同的“年”给我们造成的刻板观念，应当看到两者之间的替换预期已经逐渐演变为相互依存，我们可以尝试把两者当作能够互补、合并的因素，并将它们认知为同一个新年礼仪的两个阶段。
事实上，中国传统的过年时间体验一直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正式的仪式活动通常是从“小年”的送灶神开始的。从小年到除夕的辞旧，再从初一到元宵的迎新贺岁，构成了过年的主要阶段。今天，人们沿袭了过年是一个多阶段过程的意识，但其起止时间却变得富有弹性，表现在活动上也更有选择性：多数城市居民和一些农村居民不再遵行小年送灶神、十五送祖先的习俗，元旦作为过年仪式活动时间的观念却得到了很大的强化。元旦已成为新年礼仪一个内在的阶段，而不再是过年之外的一个官方纪念日。
把元旦和春节合并起来，还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对于过年仪式活动的需求。在传统的春节，人们的时间安排是在不同的日子与不同亲疏的关系交往，如初一拜本家，初二拜丈人。可是，当代频繁而快速的人口流动，家庭近亲的异地居住，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网络的广泛分布，都使春节的礼仪活动不足以覆盖所有的重要社会关系，调动其他的仪式活动时间就成为必然。
今天看来，多亏了从元旦到春节的多阶段过程，十多亿中国人才有了足够的机会交叉地发生对应关系，相互祝福迎新。否则，该履行仪式的关系没有履行，个人在心理上，社会在结构上就难以顺利地进入下一周期。人在时空和心理上的过渡到位，社会与文化才能在这样一个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时代得以稳定地再生产。元旦和春节所代表的一系列新年庆典的仪式空间，已构成同一个过年仪式，成为整个共同体的公共文化；而把元旦和春节合并看待的思考方式，对于我们尝试以新的眼光反思近代以来的生活历程，前瞻今后的公共文化建设，可能更加富有意义。
（摘编自高丙中《元旦与春节：作为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