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数量众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定非汉字莫属。这不仅因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更是因为汉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她产生的那一刻起，汉字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尽管饱经沧桑，却能同舟共济，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与所记录的汉语的高度适切性。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评价说：“中国不废除自己特殊的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和顽固的保守性。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特别先秦两汉更是如此。汉字一字一个音节的特点，正与汉语词汇的这种特点相适应，从而形成了字词之间清晰的对应关系。虽然汉语词汇后来逐渐走上了复音化道路，但这种字词对应关系仍是整个汉语词汇系统的根基。其次，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方言分歧就极为复杂。早在《论语》中就已出现“雅言”一词，指的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孟子曾嘲笑楚国的许行说话像伯劳鸟叫，还发过“若使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的议论。如此严重的方言分歧，如采用直接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必将导致不同方言区文字的分裂，并最终导致文化的分裂。而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并不具备精确的表音功能，这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文字的统一，有利于维护文化的统一，进而维护国家的统一。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自身系统的不断调适和完善。一种文字能否长期充当全民的交际工具，关键在于这种文字能否有效满足社会和语言发展的需求。语言中词汇越来越丰富，这就要求文字一定要具有能产机制，文字的字符数量能随之增加；社会发展中需要记录的事务日渐繁多，这就要求文字越来越方便书写，以有效提高记事速度。汉字发展的总体方向，恰恰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重要需求。较早产生的汉字多为象形字，个性化很强，数量也相当有限。尽管人们后来摸索出用两个或几个象形字组合造字的会意方法，也仍然无法满足语言日渐丰富的需求。如果解决不了能产性的问题，汉字很可能像其他几大古文字一样，转而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但充满智慧的中国先民们，在早期朴素辩证哲学的启发下，运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理念，将一元化的象形方法转化为二元化的形声机制，产生了由形符和声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这种音义结合的构形方式，因其很大的优越性、区别性、能产性和系统性被广泛应用，也使汉字的长期生存成为可能。在书写方面，汉字由早期的整体象形性，到小篆的完全线条化，再到隶楷的彻底笔画化，一直朝着方便书写的方向进行系统性调整，有效满足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是计算机问世以来，汉字又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电脑输入和呈现的问题，粉碎了“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的预言。
（摘编自王立军《汉字：中华文化的独特符号》）
